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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实地调研报告

更新时间:2020-07-27 15:45点击:

  杨慧琳生于1994年,全家原住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区石朝乡杉坪村板垭坪组,仡佬族。

  杉坪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乡,只有1.5万人,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2014年时,30%的居民是贫困户。

  那个村从遵义市区开车过去,约要五小时,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怀疑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

  现在这里已通双车道水泥路,现在开车走那条路,往往护栏一侧是悬崖,另一侧是峭壁,方向盘打错车子就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下雨时,还偶有落石从峭壁滚下。

  杨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按照村落里世世代代的剧本,她原本读完初中就会下地干活,将来跟其他村某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一起经营着几亩薄地,靠烤烟、玉米、养猪过活。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车子进不来,杨慧琳说,13岁她去丰乐镇读初中时,才见到第一辆汽车。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奥运会将在第二年举办,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是三年后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根本体会不到那种让人绝望的感受,也不会知道中国还有人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49岁的杨光玉现在还生活在这里,我随杨慧琳回到杉坪村时,板垭坪组已只有二十多户在此生活,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采访,缓缓回忆起村子里这几十年的故事。

  杨光玉说,2012年村子里通了一条毛路,但进不来汽车,一直到2017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种烤烟讨生活,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分家时,他只分到一亩地,自己开荒了七八亩,现在村子里很多人再不回来,地都荒了,谁爱种就种,他一个人便经营着20亩地种烤烟。

  在2017年前,杨光玉地里的烤烟收获后,要用马和人将烤烟背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运出150斤,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运烤烟,每次来回4小时,只要连跑两三次,“人和马累得站都站不稳,马都快压瘸了。”,因为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时候发洪水了,还得想办法找渡船去镇里,只有那里,才有人收他们种植的烤烟。

  那时烤烟差不多5元一斤,离村的人也不多,还没有荒弃的土地,杨光玉只有几亩地可以经营,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他靠这笔钱养活一儿一女。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烟,烤烟是经济作物里最辛苦的,比种辣椒、茶叶要辛苦得多

  现在烤烟价格上涨到12元一斤,20亩地平均每亩一年有3000元左右的利润,杨光玉现在一年一个人能挣5-6万元。

  杨光玉的儿子现在温州打工,女儿则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她女儿读大学期间,一年要花费3万元,杨光玉家不算贫困户,只在大学第一年收到过茅台集团一次性5000元的助学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烟辛苦支撑起来的。

  杨慧琳与弟弟是在村里念的小学,中学时在丰乐镇读书,由于来回太远,每次要步行两到三个小时到镇上,再坐车回学校,他们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作为贫困户,他们读书、住宿每个月都有补助(初中时的数据她不记得了,高中时是每个月一两千块),基本免费,2015年杨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每年7000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筑工地上受了伤,她觉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学了,但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杨慧琳每年减免了4830元,实际上只要交2000多元一年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杨慧琳再申请了7000元一年的免息助学贷款,四年共贷了2.8万元,她今年已经参加工作,估计工作两年就能将助学贷款全部还清。

  杨慧琳的弟弟现在也在贵阳商学院念本科,学费是7千一年左右,同样通过贫困生补助,每年只要交两千多的学费,再通过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生活费问题。

  杨慧琳说,大概有10%的年轻人读完了大学,大多数人念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念完了初中。

  当地扶贫干部后来告诉我,一旦有一个后生没有念完初中,当地扶贫工作一票否决,教育工作让他们紧张得要死,哪怕是这个后生自己不想念书,工作人员也会从省里一直追到村里,必须让后生回到课堂。

  2017年,杨慧琳还在念大学时,他父亲电话过来,说他们将成为贫困搬迁户,问她愿意迁到务川县城,还是迁到遵义新蒲新区,杨慧琳选择了房间面积更小,但在市区的搬迁房。

  这处小区叫遵义新浦新区新中街道六号还房小区,2017年开始入住,主要安置务川县石朝乡、桐梓县小水乡、仁怀市学孔镇这三个跨县区域的贫困人口,95户共410人来这居住,另有一些拆迁户和永乐镇、新舟镇、喇叭镇227户973人在这里定居。

  从5小时车程外的大山里迁到这里居住的杨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费分到了两室一厅68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有5口人,可以分到93.4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超过5口人,则能免费分到一层两套68平方的房子。

  这套房子交给杨慧琳家时,已经装修好,并配有电视机、抽油烟机、电磁炉、沙发、餐桌、床、衣柜等等,全部免费,真正拎包入住。

  就是政府在城里免费给贫困搬迁户一套房,还全部装修好,连家具、电器都配齐。

  不仅如此,凡是搬迁到城里的贫困户,原房子将拆掉变成土地,每人还将领到3000元补助。

  到城里后,为了让村民顺利过渡到市民,政府还在社区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从找工作到幼儿园读书,将贫困搬迁户生活全包圆了。

  从杨慧琳一家的经历来看,扶贫工程几乎将她从读书到住房全部解决,出于好奇,我在还房小区随机走进了几户人家。

  这位老人名叫吴孝举,70岁,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家里五口人,分到了93.4平三室一厅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一年250元医疗保险,区政府替他交了120元,他自己只要交130元一年,每月买药要花费700元,实际报销后只需200元,现在报销采用一站式结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报销完,不用东跑西跑办证明,在指定医院,还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用担心没钱治病。

  吴孝举的孙子现在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读书,一年1.3万元的学费,同样申请了4830元一年的补助,他们全家是精准贫困户,每人每月还能领到300元的生活补助,一家五口就是1500元每月。

  我又走访了其他几户人家,发现情况都差不多,几乎家家户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这些大山深处的贫困人家,全部搬到城里,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生活。

  贵州省迄今为止,一共完成了188万人的扶贫搬迁,杨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户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区,就有两处搬迁安置点,现在每个县都有安置小区,一般一个小区有两三千人,最多的有上万人,社区超过一千人,就会设置社区服务点,超过一万人,就会设办事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要管。

  对杨慧琳、吴孝举等家庭的照顾,扶贫工程的细节工作,简直做到了令人发指的无微不至。

  杨慧琳家属于特别困难的搬迁户,这些家庭并不是多数,多数人还和杨光玉一样,居住在深山里。

  这个村主要受困于交通,2013年前,从村到镇是烂泥路,从镇到县城是石子路,以前从这里出发到播州区要两天时间,2014年这个村开始施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2017年8月243国道开通,才解决了交通问题,后来又从镇到村修了8公里的水泥路,村民们才方便出入。

  他今年56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8岁,小儿子26岁,目前在深圳打工,因为家里有两个壮年劳力,又常年在外不归,因此评不上贫困户。

  景怀友自己一直在绥阳靠卖菜为生,现在身体不好卖不动了,只好回到故土,家里的房子都荒废了,刚回到家时,他家的房子是这样的。

  基本就是栋废弃房了,门窗均已损坏,没有水电,旁边的猪圈连个顶都没有,根本没办法住人,景怀友也没钱整修。

  村里看到人回来了,便主动花了三万块钱,用一个月的时间,给他的房子进行了修整,现在是这样的。

  房子里面有了电和自来水,内部各个房间补上了门窗,旁边的猪圈改造成了洗手间,现在基本能住人了。

  李长勇夫妇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勤劳、朴实、热情,他们居住在深山里,过去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长勇告诉我,“我们种好了辣椒、茶叶,要自己背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背回来太累,住在镇上慢慢卖又有食宿成本,如果卖不掉就要低价清货。”

  “我们家养的猪,也要卖得比别人便宜,因为太远,猪贩子走过来太辛苦,不便宜他们不肯收,一斤猪肉如果别人卖10块钱一斤,我们只能卖6-8块钱一斤。”

  “最麻烦的是,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我们也只能背出去看医生,非常非常辛苦。”

  现在他们家门口通了一条水泥马路,这条路不仅剪掉了他们身上背负的痛苦,还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他们家种有4亩金银花,每亩能收一千斤;5亩辣椒,每亩能收八百斤;4亩玉米,每亩收一千斤;3亩水稻,每亩能收1千斤;2亩茶叶还没开始收获。再加上他家养了4头猪,2019年猪肉涨价,每头猪卖了7000块钱;两头牛,每头卖了8000多元(数据是他亲口口述,好像这个数字有点低);还有50只鸡。

  李长勇家的这些作物里,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维持家里的基本盘,也卖不了几个钱,金银花、辣椒、茶叶是经济作物,赚钱用的,猪和牛主要拿来卖,鸡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而且现在卖东西一点都不痛苦,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辣椒贩子、猪肉贩子、茶叶贩子开车上门收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也不用背着竹篓爬山过河了。

  因为这条路,李长勇家几年前就已经脱贫(为了防止返贫,各地实行脱贫不脱政策)。

  贵州省现在不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组组通路,户户通路,我步行走到极深山的地方时,都见到每户门前都有水泥路。

  据永乐村当地扶贫干部唐果果说,80%的村民都是这样朴实、勤奋,只要有公路,靠一双手日子就能过得不错。

  上图这位母先生,拥有一手家传陶艺好手法,特别是制作盬子鸡的陶具,十分受欢迎,花茂村的路没修好前,他们只能人工将陶具挑出去卖,还不能用马和骡子,因为牲口运输会将陶具颠坏。

  花茂村2012年没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2-3万元人民币,修好路后,母先生将自己的产品放在农村淘宝上卖,盬子鸡陶具销售最好,加上做陶艺馆教人制陶,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了30万元。

  杨光玉、母先生、李长勇家的故事,昭显出扶贫的本质:就是大基建+基本生活保障。

  随后我们走访的永乐村几户人家,大都确实有10几亩地,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统一铺设了琉璃瓦,统一刷过外墙、大门、窗棂。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邓正华老奶奶家和李长勇家的门、窗、瓦,这些都是统一收拾过的,在贵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将房子收拾得更好看,还拿出钱改善每一家的厨房、厕所、猪圈,厕所跟厨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补助5000-10000元。

  在原来的贫困永乐村,因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其实村民们只要身体健康、不赌博、不吸毒,双手勤快,没有哪户人家说得上贫穷了。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机时,操纵不慎,割伤了双腿,显些酿成截肢,慌乱中先赶去了遵义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里花光了现金,还借了一笔钱,扶贫干部告诉他第二附属医院是贫困户指定医院,可以先诊疗,后付费,他又迁去第二附属医院直到治疗结束出院。

  这次意外一共花费了17万元,杨天兵自己实际支出了5.6万元,报销了11.4万元,当地驻村唐果果帮他申请了民政局“救急难”两万元,杨天兵实际最后是花了3.6万元躲过了一场让家庭经济崩溃的灾难。

  农村医保工作这几年应该是下了苦功夫,做得扎实,杨慧琳81岁的邻居杨光华在谈起医保时,说自己“如果没有医保,早就已经死了。”

  当然村里也有实在没法自己解决贫困问题的:有的是残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动一身是病,基本上这部分人群的扶贫工作,只能是保证他们不要住在危房里,并给他们基本的生活补助。

  比如家里有两个盲人的刘永华家,每个月有1349元的低保,150元的残疾人补助,148元的养老金,加上每年有农业直补914元,土地租金1968元,实际这户家庭每年什么都不干也能拿到22325元,在农村地区,足够全家生存下来。

  各村也有极少部分人是实在扶不起来的,给他送羊仔回头就拿去做羊肉煲,给他送猪仔把猪饿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你每月给他几千块钱的补助,这些属于神仙难救,只能各安天命。

  由于在贵州地区投入了基建重金,我在当地看到的公路、桥梁、绿化,搞得比湖南、云南、湖北还要好。

  甚至,我在贵州过去二十个极贫乡之一的石朝乡看到的房子,感觉比我在广东连州、云浮这些城市看到的乡下房子还要好。

  我简直怀疑中国负责基建的各大公司是在贵州刷经验值,贵州这种地形都搞得定,全球应该没有中国公司搞不定的基建。

  我在大凉山主要走访了布拖、昭觉、金阳三县,最后的落脚点,是金阳县丙底乡打古洛村。

  从西昌开车前往打古洛村,是当地扶贫干部丰国军前来接我,我们乘坐他那辆已经十分破旧的手动档赛欧,足足走了七个小时才到,这是我这一生到过的最偏远的山村,有一种让人绝望的远离繁华的感觉。

  阿妮基洛生于1985年,满面尘霜,生有三女一子四个孩子,他们原先住的是木板房,用的是旱厕,后来政府给予贫困户每家5.6万建房补助,他们才推倒旧房子,建起了现在的水泥小院,他丈夫现在外面工地做小工,一天能挣250元,是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

  他们家另养着两头牛、两口猪、七只鸡,还种着四亩苦荞,一年能收1200斤(1.8元一斤),两亩土豆,一年能收4000斤(0.6元一斤),如果不是丈夫在外面打工,一年平均只有1.5万元收入。

  他们家有一辆摩托车用于出行,全家一个月生活费要1-2千元,以前只能吃土豆和苦荞活下来,现在也主要买大米吃。

  他们家老三在读幼儿园,老大老二在读小学,读书全部免费,不用一分钱,这么偏僻的村子居然有幼儿园,我问丰国军幼儿园的来历,他说是2015年建好的,叫“一村一幼”工程,保证每个村的幼儿都有学可以上。

  我在世界各国调研久了,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问当地的教育、住房、医疗三件大事,想不到这门本事在国内也派上用场了,便忍不住追问阿妮基洛他们家医保的事,阿妮基洛平时说彝语,普通话也不错,但遇到不懂的词,还是要想一会,她在“医保”这个词面前逗留了好一会,转头用彝语询问丰国军,丰国军其实是本地彝族人,原名叫吉布,是驻村,当地人都叫他吉布书记,我听到阿妮基洛吉布吉布地叫他,丰国军答了两句,阿妮基洛才弄懂什么意思,说他们贫困户一年医保250元,全部免了,平时看病吃药,能报销95%。

  我刚从贵州过来,那边贫困区域医保报销一般是80%,以前因为贫困户报销比例在90%,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被要求整改过,大凉山地区95%的报销让我有点惊诧,我又反复问了几遍,丰国军确认是95%。

  不管是大凉山还是贵州,贫困户都是从2014年才开始拥有到扶贫的种种福利,2016年两个地方的贫困户福利体系基本建成,其实两边贫困人家都在这个系统里才待了几年,但贵州那边看到的景象明显要好一些,大凉山彝族有自己的特殊性,看起来更困苦一些。

  我这一路过来,就是随便看看,都能看出大凉山彝族很多问题,比如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都很脏,如果是为了参加劳动方便,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见到任何人衣服上都布满污渍,何况这些衣服又不破,只是脏。还有就是他们总是三三两两坐在马路旁边,汽车飞速穿过也不顾危险,甚至有很多小孩都坐在路边,我问起吉布是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以前这里太荒凉,没有车路过,大家习惯了在路边等生人经过,也好看到一点热闹。

  以前彝族都是人畜混居,不仅是那种一层猪圈二层住人这种混居,还有人和猪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混居,是吉布他们过来扶贫后一点点改过来的,以前彝族也经常不洗澡,可能一生只洗十几次,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住在高山上缺水,又缺少燃料将水烧开,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太阳能,又通了自来水,彝族老乡们才慢慢将生活习惯改了过来。(此段信息来自对当地人的咨询)

  大凉山彝族另外两个大问题,就是毒品和艾滋,大凉山因为地理原因,是金三角毒品经云南入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毒品问题非常严重,加上共用针头,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我这一路走来,逢到饭店老板、出租车司机,就会首先问起他们毒品的事情,这些人所说一致,2016年是大凉山地区毒品问题的分界线,经过当地政府一阵地扫荡,凡是吸毒的都进了戒毒所,贩毒的都被打得脸都不敢露,现在毒品在大凉山基本绝迹,有传说毒品曾经泛滥的布拖县,毒贩们将毒品埋在地下,调头就跑了,到现在都不敢挖出来。

  因为毒品问题得到控制,艾滋病传播不再以共用针头的方式,而是以性传播为主,但是艾滋病不能一顿猛药就能消绝,是一个缓慢控制的过程。

  我问起吉布是不是确有此事,吉布说确实毒品已经在大凉山暂时消失,成都北站的一个天桥上面,毒品曾经像卖白菜一样随便交易,贩毒的大部分是大凉山彝族,曾经毒品最严重的是昭觉、布托、金阳、普格、越西、美姑几个县,后来公安机关选派专职缉毒警察到各地任缉毒副书记,对各地的扶贫政绩,除了像贵州一样教育问题一票否决,毒品问题同样一票否则,因此各地政府都是下了狠功夫打击毒品,现在本地吸毒几乎为零。

  因为过去当地人十分贫穷,生的孩子又多,靠种地几乎毫无出路,因此铤而走险,有毒贩被抓时曾说:“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但我没有办法。”缉毒警问他将来如果出来,还会不会干这个,毒贩说:

  为了帮助打古洛村扶贫,我在村里还见到一排排崭新的新居,这些是广东省佛山市花了一千万,帮助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同胞搬下山兴建的安迁房,也就是说,还有比打古洛村更偏远很多的彝族人家,可见他们生活有多艰难。

  每一户的屋顶上,还都有四川省政府捐献的太阳能热水器,保证了每户人家有热水洗澡。

  我临走前,又问起阿妮基洛关于彝族在外工作的问题,她说他们大多数去工地和电子厂,或者修铁路、采棉花,不过一般优先选择去工地,那里小工250元一天,有技术的300-400一天,比进电子厂挣钱,大家宁肯吃苦,也要多赚一点。

  我想起在网上看到大量说大凉山彝族懒惰的信息,自己也见过不少彝族青壮年坐在路边打牌,也问起这件事,她说确实有,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多劳动多挣钱,大多数彝族人还是希望子女多受点教育。

  想想她说得也对,懒惰的人在一个群体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过一点正常的好日子的。

  从2014年至今,大凉山普通彝族百姓慢慢解决了住房问题,孩子上学不要一分钱,医疗也有了保障,每个村也通了公路(比贵州做到的户户通路稍差一点),每家有了水源,也有了太阳能热水器,由于大凉山彝族相对起点较低,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很长时间,下一步,主要是要让大家都挣到钱。

  贵州遵义地区的农民,主要靠种植烤烟、辣椒、茶叶、玉米、水稻、金银花讨生活,也有小部分人从事养殖,杨慧琳老家的杉坪村唯一一个30多岁还在村里居住的年青人,就是在村里养了近百头猪。

  顺便说一句,在杉坪村这样的村落,我见到的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青人是绝不愿留在这里的,这样的村庄一定会自然消亡,不过它们会有新的历史使命,要么做山居旅游,要么就做养殖基地,这里非常适合养殖,有公路方便运输,不会对人居环境造成污染,又安宁详静。

  一般贵州遵义深山的老百姓都有十到十几亩地,像李长勇家那样,种点吃的,再种点经济作物,家庭收入还不错,从我现在的咨询来看,大多数家庭年收入在5-8万元左右,再配合有人外出打工,家里的经济基本盘就稳了。

  贵州的经济作物里,平均亩产值是金银花>

  烤烟>

  茶叶=辣椒>

  水稻>

  玉米,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种玉米。

  那有人说我全改成金银花和烤烟不就行吗?这种想法太简单粗暴,玉米和水稻卖不起高价,但是收成稳定,保证不会饿死人,而金银花和烤烟种植需要技术和时间,烤烟还非常辛苦,杨慧琳说他们家种过烤烟,“收获时全家累瘫”,不是一般劳动力承受得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去田间做调查的原因,很多事情你到了现场才知道水有多深,一直坐在书房里做学问,一定会有认知偏差。

  四川大凉山地区因为海拔高,能种的东西不多,主要是土豆、苦荞、脐橙等,另外大多数人家会养牛羊,海拔低一点的养绵羊,高一点的养黑山羊,布吉书记说种粮食和养牛羊,加上打零工三样,一般家庭年收4万块左右。

  合作社就是将村民的土地租过来,600块钱一亩,村里再想办法大面积种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赚到的钱分给大家。

  大凉山打古洛村是吉布书记牵头,由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种苗、化肥、技术,在村里筹集了150亩地,一起种西兰花。

  为什么这件事要合作社牵头,而不能让村民们分开种植西兰花呢?一是必须有了规模才能跟蔬菜贩子谈供应,要不别人东跑一家西跑一家,效率太低,收购成本太高,二是大面积种植需要各种技术,普通彝族同胞吃不消。

  为了活下去,这个村原本是种土豆为主,但土豆太便宜,西兰花的单亩产值是土豆的2.5倍。

  吉布帮我算了一笔账,这些西兰花卖出去后,一年能给村里每户分到2000元左右,另外收西兰花时,需要3000人次劳动力,每人每天给80元,能带动周边就业,来务工的人员,两个月能挣到4-5千元。

  这笔钱还是不多,吉布现在正在村里布局种植大红袍花椒,这个生花椒的收购价格是20元一斤,比破土豆那几毛钱一斤值钱得多,单亩产值是土豆的5倍,但是种植期太长,2019年种下第一批50亩大红袍花椒,要到2022年收获,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在村里种西兰花,等到大红袍花椒2022年收获后,村民们赚到钱见到效果了,再开始缓缓在全村推进大红袍花椒的种植。

  我在贵州花茂村也见到了搞得热火朝天的农村合作社,负责人何万明理事长晒得跟个非洲人一样黑,十指指缝里全是泥渍,忙得停不下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时,我们还以为是当地寻常老农。

  何万明今年50多岁,原是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现调来负责这边的农村合作社,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过来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一年只休三天,带着村民们将合作社搞了起来。

  据他介绍,合作社必须是以80%农民为主体的单位,他们在这种了750亩地,地是向花茂村当地百姓租来的,800块钱一亩(比大凉山略贵),平均一亩现在能做到1.5万产值,一年总产值1000万多一点,毛利只有10%-15%,人工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65%,一年解决了70-80人的就业问题,平均每人一个月能挣到三千元左右。

  在温室大棚里,我还尝了下味道清甜的小西红杮,比我在广东吃到的味道要好许多,现在这种精心培育的小西红杮在大棚里能做到亩产1.5万斤。

  无论是打古洛村的西兰花和花椒,还是花茂村的西红杮、黄瓜,都是在摸索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如何更有效地带动当地农民的收入?尽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赚到更多钱。

  通过租地,让专业人士将农田当公司操作,再返聘当地农民过来干活给工资,无形中提高了土地产出,又增加了就业,算是另一种对农民的补贴。

  不过以中国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将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能给予的最高价值,也就是给当地提供几十到上百个月薪三千的农业产业工人的岗位,从事这些工作的往往还是当地中老年人,年青人还是会跑到外地打工挣钱。

  有一些进步,总比没有进步要好得多,而且这种模式,也可以适用在大量抛荒的土地上,比如我老家邵阳乡下,我就见到过有大量农田开始被荒弃了(我家的地就二十年没人管了),急需这种模式将土地激活。

  但并不是所有合作社项目都成功了,还有一些没经营好的类似合作社的项目,比如在永乐村,2017年种下500亩猕猴桃和500亩封糖李,这些产业都交给了农业公司承包,当时农业公司的人说猕猴桃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到国外,结果三年后挂果一斤才5元钱批发价,现在一亩地产两三千斤,产值并不高,加上收益分配比例是农业公司拿30%,贫困户拿40%,村政府拿20%,土地租户拿10%,农业公司见没什么油水,现在也爱管不管了。

  我见到吉布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他跟我回到打古洛村后,要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他说没有办法,扶贫地点离家太远,工作又太繁忙,他也想看着女儿长大,但现实不允许。

  永乐村的唐果果也一样,他长期住在村委会,睁开眼就要忙到深夜,扶贫验收的时候,几个月没有放过假。

  这两个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停地在接电话,村民们吵架了找他们,医疗报销找他们,找不到工作了也找他们,开个车都电话不断。

  扶贫工作从2014年在各省展开,这些人大多是从2016年扎根基层,主要负责当地的人居改造、贫困户对接、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社开展、帮扶单位对接、村民教育、医疗、住房的具体执行,以及各种检查、反馈等等。

  这些干部差不多大都四千多一点的底薪,再加上一部分公积金、生活补助、绩效等,在贫困地区,工资比一般人要好一点。

  平时吃得很是一般,我在扶贫村和一线扶贫干部们吃了几餐,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以永乐村举例,该村十个村干部一年的总开支是12万元,这些钱还包含买办公文具的费用,村委便请了一个当地的大姐来做饭,每人每餐按十块钱支付,省出来的钱就是大姐的工资,大姐为了多赚钱,就只能在伙食成本上下功夫,这样村干部们也不太可能吃得太好。

  如果想打打牙祭,就自己掏钱找村民买几只本村走地鸡做辣子鸡,嗯,永乐村的辣子鸡确实很好吃。

  有意思的是,房价居然也对扶贫干部造成了极大冲击,我在遵义地区看到的村唐果果,开着一辆用了八年的手动档福克斯,还在市区买了商品房,而大凉山地区的吉布,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二手赛欧,只能买市区的集资房。

  两人收入差不多,造成两个人物质上差别的原因,是唐果果买房时,遵义房价才4000一平,而西昌地区的房价,已经是一万左右了。

  中国扶贫工作的展开,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基层扶贫干部,用微弱的光亮,点亮了贫困户的人生之路。

  我是一个很喜欢算账的人,每次一算账,我就要兴奋得搓一搓手,到了贫困村,自然要把他们的投入开支算清楚。

  我粗略地看过永乐村和打古洛村的投入对比,发现在扶贫财政上,贵州省各村的投入确实要大许多。

  贵州永乐村这边,2017-2019年人居环境改造370户,大约花费400万元,600户厨房厕所改造,大约花费300万元,铺代家沟村民组的电线公里的从村到镇的水泥路,花费500万元,其它路面硬化50公里,花费700万元,危房改造30户,花费20万元,1000亩猕猴桃与封糖李种植园花费450万元,种植园相关基建150万元,黑山羊产业投入150万,520亩茶业产业投入260万,仅仅以上这些数据,就高达3000万元。(数据可能有误差)

  在大量的财政投入下,到2019年时,光是遵义市的农村公路总里程,就达到了2.8万公里,接近赤道周长的四分之三!

  大凉山打古洛村这边,花钱最多的是2018年,集中安置点建设1140万(包含住房、基础设施、村支部活动室、村民俗活动坝子),分散安置304万,总共在1160万左右,2019年就只投入了396.2万,主要是建庭院、建入户路、建化粪池,改厨房、改猪圈、改厕所、改饮用水源,每户1.6万元和每人代缴医保250元。(大凉山是医保全免,贵州是交130元)

  可能也考虑到了大凉山的投入不如贵州,大凉山的扶贫难度也更大,每个村还有专门对应的帮扶部门,打古洛村的对应部门是凉山军分区,军分区会提供人力财力物力,帮助禁绝毒品,提供扶贫基金,村里凡是能读得上书的,扶贫干部还和凉山军分区设了个教育基金,考上本科的奖励2000元一年,考上专科的奖励1500元一年,考上中专的奖励1000元一年。

  我二十多岁时,也总把“军队不参与国内事务”奉为红线,其实这么多年,我们中国军队在抗洪、救灾、打击毒品、扶贫上一直默默出力,我不去现场调查,也不知道军队有这么多付出。

  排第一名的一直是四川省,贵州排在5-6名,那为什么贵州各村的投入好像还要高一点呢?

  因为四川省人口远多于贵州省,四川常住人口是8375万,贵州常住人口是3622万,四川要帮扶的人太多,才会显得各村的帮扶比贵州要少。

  我在贵州遇到一个来做自愿者的苗族小姑娘,23岁,叫王治丽,刚从贵州工程职业学院毕业,家是雷山县人,他们家也是贫困户,大学时一年7800元的学费,减免了3500元,每年寒暑假,她再去广东东莞的东坑、长安两镇打临时工,省吃俭用,两个月能存6-7千元,这些钱够她交完一年学费,剩下的够自己生活费,顺顺利利念完了书。

  王治丽这种经济状况,跟西部各省的财政来源是一个意思,其实就是中国东部已经全面工业化的各个省,拿着钱去支援西部贫困地区,给了西部贫困人民活命的机会,反正也是中西部的人民给东部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也是一种相互补偿。

  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自己灯红酒绿,看着邻居吃糠咽菜,要不还算什么共同富裕?

  和其它地区的彝族同胞不同,大凉山极其贫困,现在还能种土豆吃饱肚子,可土豆是万历年间才从南美洲传入中国的,大量普及种植估计还要更晚,大凉山海拔高,2000-3500米左右,我七月上去,感觉明显要比珠三角冷许多,紫外线又无比强烈,晒得我都黑了两圈,就只能种苦荞什么的,但苦荞是粗粮,不好消化,产量还非常低,当地人这样饿肚子不知道饿了几百年,阿妮基洛他们现在有现金还是吃大米的。

  加上这个地方偏僻得让人绝望,大凉山彝族其实一直活在一种普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贫穷当中,我们种种看到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他们过去不洗澡、衣服脏、毒品泛滥等等,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太低下造成的。

  现在他们见到了现代文明,大部分人还是很乐愿过上好日子的,真的宁肯吃苦干重体力活,也不愿去电子厂做轻松的工作,就想着多挣钱让后代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不要再过他们这一代的苦日子了。

  大凉山彝族的普通百姓,还是很渴望过上好生活,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离现代文明更远一点,所以追赶上来,要更吃力一点,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追得上现代文明。

  我在大凉山深处的打古洛村待到晚上八时,大雾弥漫,整个村子忽然什么都看不清,整个人好像与世隔绝,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远离现代文明的焦虑感,想想最近的城市在七小时车程之外,一阵悲凉直上心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贫穷与你如影随行,那种绝望感是不可想像的。

  那些前来扶贫的人,就是他们大雾里的明灯,这也是躺在沙发上用WIFI看这篇文章的你,一时难以理解的。

  中国波澜壮阔的扶贫工作,到2020年,已经基本完成,按照最新年收入3747元的贫困标准,根据我的现场调查,很多贫困户,其实什么都不做,光是补贴都已经超过这个数据。

  中国扶贫的硬件工程基本结束,后面应当是软件工程的系统性维护,保证后期原贫困户们不要返贫,也保证扶贫政策能一直落地。

  扶贫其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扶贫使穷人们的孩子们有机会读完大学,使他们的生计有了着落,使他们生病了不至于等死,想想十年前,这些我们还做不到啊。

  2020年7月17日的深夜,我从中国扶贫前线调查回来后,在书房里写下了这一篇文章,那一户户深山人家的面孔,任劳任怨的扶贫工作人员,以及大凉山那让人绝望的大雾,仿佛还如在眼前。

  能摆脱贫穷,就是剪掉了人生最大的痛苦,那几千百万曾陷入贫困的人,才看得到人生的曙光。

  2000年时,我们还有贫困人口9422万,20年后,我们确实已基本消灭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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