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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思考与建议武大学者有话说……

更新时间:2020-08-01 13:53点击:

  这次新冠病毒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斗争,反映了很多社会文化问题。就我从事现代文学教育的专业角度看,我觉得国民素质教育问题,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鲁迅在上世纪初就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国民素质教育问题。鲁迅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高度,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笔唤醒民众,启发民众的觉悟。鲁迅所说的国民性问题,虽然今天已有极大的改善,但仍有许多历史的痼疾,仍残留至今。这次新冠病毒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社会心理问题,例如某些麻木和迷信,自卑和自大,围观和看客的心理等,就是鲁迅当年所批评的国民性的劣根性残余的表现。尤其是鲁迅所痛恨的围观和看客心理,在这期间表现得十分突出。凑热闹趁风凉,无端的架秧子起哄等等,这些心理意识,通过互联网和自媒体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舆论,不但影响群众情绪,而且也干扰形势判断,影响正确决策,是抗疫斗争中的一种负面的社会心理。克服这种心理,固然有很多途径,但加强国民素质教育,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是其重要的一环。

  以往的精神文明建设,多偏重于国民的思想觉悟、公共道德和行为规范方面,对国民的心理素质问题,关注不够。国民心理素质的形成,固然受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有很多现实的原因,但却与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某些文化习性有关,所以鲁迅所说的国民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性问题。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但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和封闭的农耕文明中养成的一些不良习性,也属根深蒂固,有待从根本上涤除。五四时期曾经做过这样的涤除工作,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用科学和理性,破除愚昧和迷信,试图改造国民性的某些劣根,还国民一个健康的灵魂,但却远远不够,今天还要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鉴于此,我觉得针对这次抗疫斗争中出现的负面的心理现象,有必要重温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问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科学和理性教育,把国民的心理素质提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疫情防控是一场社会治理体系大考。中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反映我们社会的动员能力与韧性。今天来看,有若干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体制优势。国家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疫情发生后,组织全国力量驰援湖北和武汉,实现全国一盘棋,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是基层组织优势。疫情防控关键在于切断传染途径。过去几个月,全国打了一场人民阻击战,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通过健全的基层组织将广大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是打好战“疫”的关键。

  三是我国存在社会结构稳定优势。疫情发生后,通过武汉封城等强力措施,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避免向全国蔓延,为后期工作创造巨大空间。

  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社会体系牵一发而动身,而突发疫情并未造成其他严重的次生灾害,这与乡村构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后方不无关系。差不多二十年前,我说过,“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疫情再次证明了这个判断。我们要应对疫情的长期准备。我们有信心的取得最后胜利,原因是,我们不但是一个具有极高生产能力的现代巨型国家,而且我们具有极其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国具备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弹性空间。

  全国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65万个城乡社区进行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困难帮扶、宣传教育、物资发放、环境整治等抗疫一线工作,为遏制疫情扩散、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困难帮扶方面,空巢老人、失能老人、不懂网购的老人、慢性病人、疫情特殊困难家庭等群体,在社区工作人员加上大量志愿者、下沉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些因素影响了社区功能,包括:形式主义的填表迎检、人员缺乏、技术手段落后、入户困难、保障和激励不够以及可能与此相关的工作水平、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欠缺等。

  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社区要切实将民生服务当做一项基本功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困难帮扶方面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首先,社区工作人员要积极摸清人员情况,建立台账,通过直接联系、门栋长联系、网格群联系、志愿者及社区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联系等多种方式,掌握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及精神状况、生存状况,关爱特殊工作人员及特殊困难人员家庭,实现精准帮扶,并确保合理分配志愿服务、政府救助和社会捐赠物资;其次,政府部门也要加大对社区的投入,在增加社区人员数量、通过培训或激励提升人员素质、配备养老服务设施、搭建大数据智能管理系统等方面有所改观;第三,参考疫情期间机关干部下沉社区的做法,构建居民、社区与政府部门的顺畅关系,和谐干群关系,促进机关干部将“民生为本”的理念融入日常思维,同时也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实现“自己管自己”。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显著负面冲击。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同时,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6.5%。用电量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体温计”,可以考虑建立电量监控预警体系助力经济复苏。

  一、建立起基于用电量的经济运行实时监控与预警机制。准确地掌控经济运行的实时状况,是应对疫中及疫后恢复期间经济增长压力的前提。用电量数据可以实时准确地反映企业主体的主要经济活动,相较其他宏观性经济指标具有明显的实时化与具象化等优势。可以建立起基于用电量数据的宏观经济运行实时监测与预警系统,实施“按日监测、按周评估、实时上报”的工作机制,切实地监控起疫情及恢复期间的经济运行状态。第一,对中小企业进行用电量监测。按行业类型与地区差异,抽样选择500家以上中小企业进行用电量监测,掌控经济发展最新脉搏。第二,对金融系统进行风险监测。将用电量指标纳入金融风险防控体系,联合电量与金融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预警,把控金融动态风险。第三,对疫区的重点产业与企业进行用电量监测。对湖北省重点支柱型产业进行用电量日度监测,包括汽车制造、光电产业、生物科技、食品工业、纺织产业等,稳住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同时对税收超过10亿或产值超过100亿的重点企业进行用电量监测,把握经济增长的龙头引力。

  二、面向生产供给端出台用电成本政策,助力经济快速复苏。疫情对供给端与需求端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供给端的影响将更加深远。供给端关键的问题是生产企业的生存问题,而企业生存的关键则是成本问题。用电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考虑出台相关电力成本政策,助力企业恢复生产。第一,实施生产电价减免政策。当前出台了各类减税降费政策,应当进一步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考虑在内,实施减免两部制电力用户容量费、下调企业用电价格等具体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存活率,增强经济增长活力。第二,实施递减式生产电价政策。与现行递增式生产电价相反,出台递减式生产电价策略,降低用电边际成本,鼓励生产企业多生产多用电。第三,实施假日生产电价优惠政策。由于电力成本具有时段差异性,可以考虑出台节假日电价优惠的政策,通过减少用电成本激励企业节假日进行更多生产活动。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究竟是会带来经济衰退还是大萧条仍然在争论中,但是不得不承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大于人们一开始时的预期。与1929年的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危机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1)疫情的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中断,且各国、各地产业链、供应链恢复不同步,进一步放大了冲击的影响;(2)冲击何时结束具有不确定性;(3)前两次全球经济危机都是从金融市场开始,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而此次危机是从供给侧开始,传导到需求侧,停工停产、订单萎缩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又将危机传导给金融市场。从此次危机的特点来看,其核心是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

  疫情终将结束甚至有可能突然消失,哪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快速重启、步入正轨,关键在于产业链和供应链在疫情冲击后的完整程度。另一方面,在疫情的冲击下,由于实体经济受到了重创,导致失业问题变得非常严峻。一旦出现失业潮,不仅将使得需求侧进一步萎缩,不利于经济复苏,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于疫后的经济战役,重点和难点是如何保住企业、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稳住就业,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稳中小民营企业。

  虽然,大型企业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非常重要,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大型企业往往能够得到各种政策优惠和金融支持,生存下来的概率非常高。相反,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在疫情的冲击下非常脆弱,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然而,中小企业对产业链的完整相当重要,它们是产业链的毛细血管,一旦部分毛细血管断掉,即使产业链的中心结点企业完好无损,整条产业链同样不能正常运转。更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贡献了我国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一旦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倒闭有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失业。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年,虽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是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应该认识到GDP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应该是目标本身。对于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中国经济只要能稳住企业、保住就业和实现全面消除贫困,事实上就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而只要保住了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就保住了就业,也就保住了民生,保住了前期扶贫工作的成绩。可以说,民营企业稳则全国就业稳、民生稳,民营经济稳则全国经济稳。因此,为了稳企业、保就业,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加大中小民营企业纾困政策力度,包括更多的纾困资金投放、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更多元的企业纾困方式。第二,狠抓中小民营企业政策落实效果,包括各地成立专门的民营企业危机化解工作组,完善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和其他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从制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等。第三,推动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启动土地制度改革、所有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取消垄断壁垒,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和潜力。第四,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各种困难。

  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对全球经济与人类生活各方面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世界范围内仍然缺乏对新冠病毒的有效遏制手段。各行业部门的生产经营与人们的正常生活急待重启,既不能被动等待,亦不能盲目进行。我们需要在智能设备与信息通讯技术的保障前提下,充分发掘信息价值与潜能,发挥信息在疫情防控、教学科研、经济建设等活动中的引领、支撑与保障作用。

  一是推进智能设备和信息与通讯技术在生产制造、教学科研、服务业等人群密集场景的应用,依据疫情起伏状况灵活启动在线办公,促进信息、技术与组织业务流程深度融合,建立物理世界、人类社会与信息空间的有效联接方式,在减少物理接触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

  二是提升疫情监控与预防能力,全面扫描企事业单位各工作流程的疫情防范薄弱环节与潜在风险,建立多场景下的疫情防范作业指导书、最佳实践案例库及疫情防范标准与制度,设计、开发并实施疫情防控风险诊断与对策示范信息系统和疫情防控知识评估系统,提升组织与个人的疫情防控知识水平与能力。三是建立健康医疗、智能制造、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大数据中心,加大对新基建相关专业(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的本硕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科技型企业与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等科技创新活动,研发智能生产与服务的关键技术,绘制关键技术路径。

  全球逾200个国家的人民已被笼罩在病毒的阴影中,对人类社会而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势必是场残酷而艰难的持久战。疫情蔓延之处,皆有传播之困。网络社会中的所有人高度依赖媒介,通过移动传播不断追逐关于疫情的真相,寻求社会支持和安全感,与此同时,人们又在传播中批判传播,申斥假新闻、污名化、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仇恨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伤害与威胁。

  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是人类构建社会行动、心理认知和价值观的基础结构层。时时刻刻流动的信息通过选择性的扩散、采纳与排斥建立全球网络社会的权力关系,一直以来,竞争而非合作的全球化通过传播编制不平等的利益和价值网络。令人不安的是,新冠疫情作为巨大的生态危机充满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政客为了自身利益,持续散布充满恶意和谎言的种族主义话语和阴谋论,并试图通过这些歧视性内容煽动世界范围内对立的情绪和意识形态。传播作为一种权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塑造之中,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文化与行动轨迹。但是,不平等的交流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全球传播中的霸权和剥削在此次疫情中显露无遗。

  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会更多地混合真相与情绪、事实与谎言、善举与恶行,他们将和病毒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自我挑战,甚至造成人群、社群、族群等多种关系间的撕裂。人类应该努力走出权力支配关系,从权力与反权力的动态博弈中探索全人类的团结之路。由此,人类自身需要更多地省思病毒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我们,作为传播的节点,都有义务通过持续而非碎片化的事实供给、真相讨论和跨文化对话生成反权力的传播空间,进而再重新审视我们,作为命运共同体看待世界和塑造社会交往关系的方式。疫情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和痛苦,从某种角度说,正在发生的人类灾难也在推动“我与你”“我就是你”的主体间性公共空间的形成,或许,人类在关于病毒的生命叙事中,将有可能通过互惠性理解与沟通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社会。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传染病防治要求阻断病毒传染路径,严控人员流动和人群聚集,但另一方面,复工复产要求恢复人员流动,聚集组织生产,这就产生了一对矛盾。为破解这一矛盾,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与此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摆在第一位。无论是在新冠疫情危急时刻,还是在常态化防控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始终贯彻这一原则,不惜代价地救治病患,不惜成本地实施防控,坚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些都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此,在后续常态化疫情防控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提出了三个方面要求。

  第一,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医疗卫生领域坚持贯彻公益性原则,稳定公立医疗机构比重,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要进一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切实扶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积极发挥非公经济吸收就业、便利民生的优势。第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利用市场机制、价格杠杆拉动消费需求,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积极的政策导向,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活动,刺激有效供给。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协同发力,帮助经济发展早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第三,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进一步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发挥力量。在疫情防控中,以慈善基金会、校友会、民间团体为代表的社会公益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收到了很大成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强大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也体现为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后续复工复产工作中,应鼓励企业商会、行业协会充当企业之间的联系纽带,抱团取暖,共度难关。应积极引导民间慈善机构组织形式多样的捐赠和帮扶活动,围绕社会困难群体开展活动,确保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

  从历史上看,191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大流感直到1920年后才逐渐消退。从现实来看,尽管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但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常态化疫情防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着力推进疫情防控从应急走向常态化?如何在较长时期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就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第一,要加快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控体制机制。我们要打赢这场同病毒斗争的持久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之后,仍然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综合考虑境外疫情输入、境内人员流动、复工复产需要、社会承受力等因素,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控的体制机制。第二,要积极推进应急便民举措常态化。前期各地各部门出台了许多应急便民举措,在满足人民群众正常需求的情况下,减少了人员外出聚集,获得广泛好评。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相关地方和部门应尽快总结完善,让这些应急举措能继续发挥作用,为人民群众服务。

  第三,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也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主阵地。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汇聚起防疫决胜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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